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》在论证上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
原文： 舜发于畎亩之中，傅说举于版筑之间，胶鬲举于鱼盐之中，管夷吾举于士，孙叔敖举于海，百里奚举于市。
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(是人 一作：斯人) 人恒过然后能改，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，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。入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。然后知生于忧患，而死于安乐也。论证特色： 文章采用举例论证和道理论证相结合的方法，层层深入地论证了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的观点。全文共四段，可分为二部分。第一部分（第一至二段）：用排比句式，列举了历史上六个著名人物的事例，有力论证人才要在忧患中造就的道理。第二部分（第三段）：从正反两方面论证经受艰苦磨炼的必要性，说明人才在困难中造就，安逸享乐能使人（国家）死亡（灭亡）。
当代散文的特点？
追求意境之美是孙犁散文的一个突出特色。
孙犁非常强调散文作家的时代责任感,认为散文创作应当热切参与和推动现实生活前进。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美好境界。他的前期散文，如《织席记》、《采蒲台的苇》、《服装的故事》等，就是现实生活的美好意境的提炼和反映。对孙犁来说，冀中平原上的一片荷花，一根芦苇都深深地浸润着作者的情愫。《采蒲台的苇》写的是白洋淀人民同敌人一次斗争的故事，它把苇的“骨性”和人民的斗争性紧密地融合在一起。白洋淀里是水养活了苇草，人们依靠苇生活。这里到处是苇，人和苇结合的是那么紧。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，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。“我渐渐知道，苇也因为性质的软硬、坚固和脆弱，各有各的用途。其中，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、高大，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；正草因为有骨性，则多用来铺房、填房碱。”因此，“在战争的炮声还不断传来，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时候。关于苇塘，就不只是一种风景，它充满火药的气息，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。如果单纯是苇，如果单纯是好看，那就不成为冀中的名胜。”经过作者的铺排描写，“采蒲台的苇”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境。在《服装的故事》中，作者记叙了一段他从延安到冀中途中的故事，他的任务是给女同志赶毛驴。“那些婴儿们，装在两个荆条筐里，挂在母亲们的两边。小毛驴一走一颠，母亲们的身体一摇一摆，孩子们象雏燕一样，从筐里探出头来，呼喊着，玩闹着，和母亲们爱抚的声音混在一起，震荡着漫长的欢乐的旅途。”在这种情景中赶路，虽有旅途的劳累，也自有悠然舒畅的乐趣。
孙犁还从对往事的回忆中勾画出乡村风俗的隽永意境。《度春荒》一文，在写了家乡父老乡亲挖野草度春荒的艰难情景之后，又写下了充满生趣的美好情景：“在春天，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，是为饥饿驱使，也为新的生机驱使，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，寻视着，欢笑并打闹，追赶和竞争”。“春风吹来，大地苏醒，河水解冻，万物孽生，土地是松软的，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，他们仍然快乐地跑着，并不感到跋涉。” 这位经历过战争硝烟洗礼、经历过人生大悲大喜的老人，以一种返朴归真的深沉心境，把目光重新投向身边那些平凡的事物，那些记忆深处偏僻的角落，凝神思索，并从中发现某种朴实而永恒的意蕴。他写花、写果、写河、写自己曾有过的书的梦与画的梦，写钢笔的故事、牲口的故事、报纸的故事，写晚秋的白蜡树、故居的老屋，也写自己的病期经历、亡妻无比珍爱的一块包袱皮。他曾这样描写身旁一株普普通通的白菜花心：
“……一过清明节，有些菜头就会膨胀起来，俗话叫做菜怀胎。慢慢把菜帮剥掉，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，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。把根部铲平，放在水盆里，安置在书案上，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。”“菜花，亭亭玉立，明丽自然，淡雅清净。它没有香味，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。色彩单调，因此也就没有斑驳。平常得很，就是这种黄色。但普天之下，除去菜花，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。”（《菜花》）
杨朔本质上是一个诗人。早期的钻研古典诗词、酷爱诗歌创作，是他个性和气质最真实、最自然的流露与显现。他自己曾悦过：“我该是个诗人！”但革命战争把他推向了小说和通讯。他在他创作的前三个阶段里一直是交叉并进地写作着这两种文体，基本上抑制着他的“诗魂”。从《香山红叶》等文章的创作开始，他才找到了自己诗情的喷吐口，一发而不可收地酿制了一篇篇贮满诗意的散文，使作家和作品、为人和为文、气质和风格得到了比较的一致，相对的统一，使他的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杨朔散文的突出贡献，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杨朔式的“诗体散文”。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“以诗为文”的艺术主张，这在散文写作上是独树一帜的。他说：“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”；“我在写每篇文章时，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，…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。”“动笔写时，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，就可以放肆笔墨，总要象诗那样，再三剪裁材料，安排布局，推敲文字，然后写成文章。”这不啻是他在散文艺术王国里的勇敢宣言！散文，历来就是“直说”，所谓“直陈其事”，“直抒其情”，只是讲究“情文并茂”而已；现代散文大家朱自清虽写出了不少情境交融的佳作，相当注重炼意和锤句，开始使散又贮满了诗意，但他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艺术主张，也没有把这种倾询贯彻于他的全部作品。杨朔则不同，他努力标新，大胆走自己的路，揭出了“以诗为文”的大旗，并以自己丰厚的艺术实践证明了它的可行与成功――这正是他比他的前辈们高明、出新的地方。
杨朔散文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其境界优美、诗意盎然。
他是造“境”的能手。场面、对话、景观、氛围，他只消精练的几笔白描就能使意境全出，神情毕肖。如在《海市》中，他写奇异的海上幻景，把个海市蜃楼写得影影绰绰、飘飘缈缈，使人读之大有仙风扑面之感；在《泰山极顶》中，他写山是“眉目分明”，写古松是颜色“浓得好象要流下来”，在他的笔下，天光山色，流水松涛，“整个山河都在欢腾着”；在《雪浪花》中，姑娘们嬉戏海边观赏浪花击打礁石、“老泰山”妙语解疑的场面，是那般欢快、奇警，富有境界；而在《荔枝蜜》中，“我”沉吟地望着远方，辛劳的农民们正在水田里俯身插秧，画面又是那般开阔、静谧，令人逻想，杨朔的散文，篇篇都有它独异的艺术天地，而且往往是开篇即能引人入胜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在当代散文家里，象他这样具有很强造“境”腕力的作者似难寻觅。
由于他的散文是“当诗一样写”的，所以很自然地它们就诗意盎然。这个“诗意”，主要表现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上。象《泰山极顶》里，以“倒展”开来的“一幅规模惊人的青绿山水画”为贯穿线索，当它“露出画卷最精彩的部分”时，文势突然翻跌，点出“我们分明看见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”的主题，首尾圆合，浑然一体，在思想升腾中溢满了浓郁的诗意；在《香山红叶》里，“越到老秋，越红得可爱”的双关写法，使香山“红叶”和“老向导”随着文章内容的渐次展开而逐步靠拢、贴近，终于相互沟通，融为一体，在象征的巧用中漾出了新清的诗意；《茶花赋》中，一句“童子面茶花开了”象诗眼一样，使画出“祖国”面貌特色的“难题”迎刃而解，全文诗意顿生；《樱花雨》中，君子“忍不住”悄声所说的“敢情是罢工吧”一句话，以及她柔和眼神中跳出来的”两点火花”，使“我”深感“错看”了她，“想不到在这个怯生生的心灵里，也隐藏着日本人民火一样的愿望”，在一“抑”一“扬”中使思想升华为动人的诗章。其它，象一只蜜蜂，一堆蚁山，一颗宝石，一盏小灯，一簇浪花，一弯夜月，一尊“鹤首”，一泓泉水，在杨朔笔下也都抹上了“诗”的色彩。他曾这样说过：“你在斗争中，劳动中，时常会有些东西触动你的心，使你激昂，使你欢乐，使你忧愁，使你深思，这不是诗又是什么？凡是遇到这样动情的事，我就要反复思索，到后来往往形成我文章里的思想意境。”杨朔总是这样在生活中寻觅“诗意”的：他一旦动情就苦苦思索内里的“底蕴”，并凭着他“自有诗心如火烈”的气质、意匠，把它“化”为作品的诗思、境界，这样，自然就“散文亦是好诗篇”了，”
除了上述特点之外，杨朔的散文多写得往复三折，布局精巧。他的文章讲究“起笔”，一般总是先声夺人，起势不凡；然后就波澜跌宕，往复三折，极尽“转弯”之能事，以收“曲径通幽”之妙；最后，多是“卒章显志”，认识骤然升华，顺势翻出新意，从容“点睛”，含蓄止笔。他的这种严谨的结撰功夫，使他的散文作品酷似精心修剪的盆景艺术。
另外，他的散文的语言是清新俊逸、雅俗共赏的。他写惯了小说，所以“口语”是其文章的底色；他又精通古典，擅长外语，因而又不时地糅入一些颇为雅致的书面词语。这样，就形成了他作品可读、耐读的特有语言风格。
但杨朔散文也是有其明显缺点的。这个缺点我们可以从更高的美学的层次上来认识它。他的散文除了人们常常说到的具有“诗魂”之外，实际上，它还同时具有通讯性和小说化倾向。这是和他由写通讯、小说（而且写了那样长时间）走向写散文分不开的。艺术散文的题村多为往事回忆（或“回忆”与“现实”的交织），杨朔则不然，他的散文的题材都是相当“现实”的，不是“忆旧”而是“追新”，是未经沉淀的新生活的掠影。早先的《滇池边上的报春花》、《石油城》是这样，后来的《香山红叶》、《雪浪花》还是这样。这一方面固然增强了艺术散文的现实感，使它保持了和生活同步的“新”面貌（这是非常可贵的，是杨朔散文的一大优长）；但另一方面却留下了报道气的痕迹。如《海市》，总感到它是报道长山列岛今昔巨变的。《雪浪花》，总感到它是记写“老泰山”遭际、性情的。这样，文章的客观性就会挤压主观性，“它”或“他”就势必会排斥“自我”。这种残存的通讯性，不能不影响艺术散文个性和感情的充分发挥。小说化倾向也是如此。《雪浪花》最典型，它发表后曹禺最早评论这篇作品，就说它是一篇“好小说”①。象这样刻画人物、讲究故事的文章还有《香山红叶》、《海天苍苍》、《百花山》、《黄海日出处》等。即使是象《茶花赋》、《荔枝蜜》这样的作品，那里面也有“普之仁”、“老梁”这样的人物（其实，他们是完全何以更加“淡化”、“虚化”的）。多出现人物，多使用对话，这几乎成了他散文的一个特点。这些，和诗化倾向结合起来，就较多、较重地偏离了艺术散文的内在轨迹。可以说：杨朔散文是独特的、新颖的、有创造的；但它并没有全面体现、充分发挥艺术散文的美学特质。表现“自我”的不足（他几乎没有一篇写“主体”，写“内宇宙”的作品），这是通讯性所造成的：作品人工气的存在，这是小说化的必然影响；文章雕凿痕迹较重、失之太“做”，这又是诗化主张带来的结果――看来，他在进行大胆艺术探索的同时，也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。
散文虽然与诗毗邻，但它永远是散文而不是诗。把散文写成诗（杨朔散文实际上是以“诗”为主导的“多声部”大合唱，交响乐），并不是散文的坦途。但杨朔毕竟是大手笔，所以他还是大致把握住了作品的“火候”、“度量”，做到了独辟蹊径、自成一体；那些学步者也走此“途”（这本非“正道”），则“东施效颦”，了无成就，这是杨朔不能负责的。至于指斥杨朔“粉饰”，更加离谱，既乏“知人”，又未“论世”。评价这样一位有才华、有创新而又有勇气、有操守的优秀艺术家，是应该更严谨、科学，实事求是的。
秦牧是一位当代杰出的散文大家，他的文章摇曳多姿，光彩照人。艺术特征鲜明，风格独具，与众不同。
秦牧散文特点之一，是言近旨远，哲理性强。赞颂新中国，新生活，鞭挞丑恶现象是贯穿他散文作品的一条主线，在阐述观点，讲明道理时，绝不枯燥。
秦牧的散文格调高昂，立意深刻，寓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于闲谈趣闻之中，赞美祖国和人民，歌颂，用高尚的思想和高雅的格调统帅作品，使读者在字里行间中得到心灵的净化。宣传真善美，鞭挞假恶丑，充满了对一切腐朽、污秽、丑陋事物的憎恶之情。他的作品充分调动联想和想像的艺术手段，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在讲古论今中阐述主题。
秦牧的作品取材广泛，大到大千世界，小到一粒种子，容量大，几乎无所不包，能够精心地运用材料，各个题材都充满诗情画意，艳丽缤纷，多种表达方式的巧妙运用，写景抒情，叙事议论巧妙融合，景中有情，景中生议，议中升华，叙中产议，叙中融情，秦牧的散文运用表达方式独具匠心。譬喻、警句精彩纷呈，许多内容知识性、趣味性十足，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求知欲望，获得新鲜的美感，他的散文给予读者的教育、影响是独树一帜的。
刘白羽的散文创作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。他曾说过：“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一个最富有时代感的人”。①他正是一个热烈地追寻着“时代感”的作家。他常常是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，从中国革命的广阔背景之上，去观察生活、反映现实，力求节奏清晰地勾勒出中国革命的足迹。这样，祖国由“黑暗”而“黎明”，而“日升”，而“大放光明”的历史性巨变，就成了他全部作品的主旋律。他说：“从英雄的战争到沸腾的建设生活，我的心随同时代脉搏而跃动，我也就一直继续写下来。现在收集在这里的一些篇只是我写的一部分，不过从中还略微看得出中国血的战斗的一点历史脉络、火热建设的一点闪光。”②刘白羽是一个不倦的战士。他不仅亲眼目睹了“一个旧世界的崩溃，一个新世界的壮大”的过程，而且亲身投入了这场震撼大地的血与火的战斗。因此，他和这战斗的时代是声息相通、结为一体的。时代铸就了刘白羽的创作。他创作中的全部优长及缺憾，都是时代的准确反映和真实记录――了解这一点，是了解刘白羽创作“奥秘”的一把钥匙。
他的散文的突出特色之一，是他总是以斗争的生活取材，善于表现生活的壮美。
他喜欢我们这个充满了新与旧、美与丑、光明与黑暗、方生与垂死的尖锐斗争的“革命大时代”，认为只有“勇敢，搏斗，急流勇进才是我们的生活”（《怒海》）。因此，他在选取写作题材时，总是爱剪取那能以振奋人心、鼓舞斗志的“大时代”的一角。这样，炽热的战斗，勇猛的进军，沸腾的工地，雄壮的欢歌，差不多成了他作品的主要内容。特别是对于革命战争，他更是充满了难以抑止的亲近感情。他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革命战争的热情礼赞，《灯火》就是其中写得最浓烈的一篇。即使是写景，他最喜欢写的也是高山、大海，日出、黎明，不灭的灯光、奔泻的江河，以及那在风狂浪险中拚搏奋进的一叶扁舟。他之所以喜爱这种阳刚之美，雄壮之美，自然不是偶然的。他说：
当我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潮影响，投入革命的激流，冲入战斗的搏斗，我有了崇高的理想与信仰，我受到血与火的锻炼，我的情感思想变了，美的观点也变了。自然，不是旧的一切都抛弃了，而是经过了扬弃，我所爱的，我所写的，就不同了。于是，我的经历、我的修养、我的人格、精神、气魄，熔而为一，成为我的风格。一道万里长江，古今诵咏者何止万千，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是一境界，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”又是一境界，我写长江自不敢跟人比，但我写长江激流勇进之美，这是我所得之长江，我所爱的长江，我的长江之美。①
这段话不仅是对他力作《长江三日》的一个极好的说明，更是对他全部散文创作风格的一个最好的概括――赞颂“激流勇进之美。――这，就是他心中的人生，笔下的主题！
他的散文的另一突出特色，是其作品里充溢着作者的革命激情。
他认为：“如果作者不把血、感情流注到文章里，文章又怎能有燃烧的热情，有光彩呢？”①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创作体会。他的散文既不象杨朔的巧借人、事，“以诗为文”，也不象秦牧的谈天说地、“知识”密集，他看重的是感情与体验的倾吐。他的作品，一般以感情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，以亲闻亲历的事实的联想作为全文的内容，在纵横开阖之中流注以激情的议论，从而使其“燃烧”着一种哲理的光彩。就写法而言，刘白羽的散文是比较道地、比较纯正的。譬如他的《平明小札》中有一篇《急流》，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：
今天，当我静静的望着深远的夜空和灿烂的星群时，我理解到：那江流上有一条平安的道路，这道路是属于勇士的。勇士乘那奔腾澎湃之势，追风逐电，翱翔自如，转瞬千里；而懦夫还没有进入激流，早已为那显赫的声势所威慑，丢魂丧胆，低头徘徊，而结果也只能使自己和自己所驾驶的船只一道击沉撞碎。
……是急流勇进，还是急流勇退？是知难而进，还是知难而退？生活在革命斗争浪涛中的人，应当作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能手，因为急流是永远奔腾前进的。
这里有的只是激情、感受。其中的“热度”，读之可见。一些论者所说的他作品的“政论”色彩，其实，很多时候、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激情所引出的思想的光芒，是“血”和“感情”在注入事实叙述中的一种燃烧。象这样的激情议论，在他的作品中随处能见。他的文章，总是荡漾着这种“战士的豪情”。
最后，和上述两点相适应，他为文的笔触粗放、雄健，善于以铺排的句式来造成磅礴的气势，长于以绚丽的词汇来显示文采的焕发。他在遣词造句时，往往是笔酣墨饱，任情挥洒，以求其能纵横恣肆、淋漓尽致。在他看来，这壮美的时代正应该配以这壮美的文风。
作为“进军的号角”、“嘹亮的战歌”，刘白羽的散文自有它的价值、地位；但毋庸讳言，他的散文的缺点也是相当明显的：取材的相近使文章的思想主旨较为单调、重复；激情的奔放使作品显得直露、散长；壮美的文风有时又带来了内容的空泛、虚夸。特别是这一切在当时严重“左”倾的整体氛围影响下，他因未能分清跟形势与跟时代、空洞的豪言壮语与科学的求实精神的区别而变得较为严重了。
不从泥泞不堪的小道上迈步，就踏不上铺满鲜花的大路。